政权更迭时期的邮票发行-广州力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Powered by PageAdmin CMS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日，起义军成立湖北军政府，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自此中国近代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起义军攻克武汉三镇后，即派员接管邮政、电报机关，制定《暂定邮政办理章程》。据10月16日《鄂军都督黎元洪致清邮务总办照会》载：“照得湖北地方，现在大局已定，所有交通机关如邮政、电报，最为要点。电报事宜，已派定熟手经理。惟邮政一门，目下因无熟手，暂派稽查员潘仲荫、詹俊、陈思孜、高本恭四人，武、汉各驻二人。已着潘仲荫、詹俊驻汉口，陈思孜、高本恭驻武昌，以资稽查，而重邮政。”《暂定邮政办理章程》计五款，其一为：“本局改为中华民国汉口邮政局，惟印花(邮票) —层一时措办不及，暂用旧式。”
     由此可知，当时革命党人已很重视邮政管理权，并已考虑发行新邮票来代替旧邮票收藏。10月22日，湖南新军起义，占领长沙，推焦达峰为都督，随即派司帐二人、监督一人前往接管邮政。11月9日，福建新军起义，在福州成立军政府，推孙道仁为都督。孙都督照会福州邮政总办：“本都督已接管福建一切事宜，嘱将邮票上大清二字代以中华字样，并惟都督命令是听，售卖邮票须盖中华民国戳记。”但是福州邮务总办卜礼士秉遵北京邮政总局意旨，对在大清邮票上加盖中华民国戳记的命令拖延不办。福建军政府决定更改大清邮票，印制新邮票，并制定了四项具体办法：
     ―、邮票应向上海大书局定印，须与该书局订定不得私印之约；
     二、应派员到沪监印，宜派二人轮值监视；
     三、应由都督府通电各独立省，请其承认闽省新邮票，俟总机关成立，再行改照新章举办；
     四、新邮票备便时，即交卜总办行用，如其反抗，须由本部收回自办。
     后因战局不定，福建军政府印制新邮票一事未成，但收.回邮政权，废大清邮票，发行新邮票的愿望已明示公众。
辛亥革命之初，在北京的淸朝中央政府尚未解体，帝国主义国家为最大限度地谋取在华利益，纷纷标榜对中国复杂的局势保持“中立”。1911年10月18日，英、法、俄、德、日等国驻汉口领事和驻北京公使相继宣告“严守中立”。当时把持中国邮政大权的清朝邮传部“邮政总办”、法国人帛黎，于11月6日致天津分局署邮政总办塔理德的密函中写道：“面对目前复杂的政治形势，大清邮局对冲突中的双方，应采取什么态度，是当前邮票收藏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从汉口情况看，大清邮局保持中立的地位是可能的，那里的大清邮局已与占据邮局的革命者达成了协议，来自任何地方的邮件都不会受到干扰……”
     当帛黎获悉福建新政权要求改革邮票的消息后，在1911年 11月15日《邮政总局致邮传部呈文》中更明确提出：“为今之计，惟有使中国邮局作为中立局，所俾各省照旧交通……原则，即恐党人占领省份，邮政紊乱，将来难于复原。”帛黎对福建要求改革邮票一事置之不理，但福建新政权态度强硬，帛黎惟恐福州发行新邮票，赶紧下令上海邮政供应处，将一批清蟠龙无水印邮票和欠资邮票加盖“临时中立”四字，发往福州应急。1912 年1月27日，帛黎在致塔理德公函中说，“鉴于目前中国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为顺应形势，避免事端，现有必要先将部分邮票加印‘临时中立’字样，以应需要。已饬邮政供应处立即着手办理此项工作，将向各邮界配发此种加印邮票。” “各邮政局、所一俟收到此种加印邮票，应即出售使用。”
     1月30日，福州邮局开始发行加盖“临时中立”邮票，至2 月1日，三天共售出蟠龙加盖邮票4种6180枚，欠资加盖邮票5 种450枚3加盖“临时中立”邮票出售后，訾议四起。福建省交通司立即致电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据《闽交通司请外交部与邮务总办交涉邮票不必由其迳发电文》载：“交通部总长、副总长钧鉴，北京帛黎总办所定加印临时中立字样邮票，已发闽行用，经本司再三商请闽邮务卜总办将该票设法收回，暂缓行用，俟中央政府电复到闽再行遵办。”并指出此邮票发行“事关民国主权”，请外交部与帛黎交涉，今后邮票发行不必由他经办。
     南京政府闻讯，当即由外交部、交通部电令停售“临时中立”邮票。2月12日，溥仪下诏退位，清王朝统治宣告结束。帛黎于是授意上海邮政供应处在各地退缴和库存的“临时中立” 邮票上，再补盖竖行“中华民国”四字。3月20日起，加盖有 “中华民国临时中立”字样的邮票开始在汉口、南京、长沙三地邮局部分出售。孙中山十分气愤，在发售的前一天，即3月19 日，致电袁世凯，提出抗议：“邮政总办帛黎，前于邮票上盖印 ‘临时中立’字样，经外交、交通两部令其抹去此四字，加印 ‘中华民国’字样于上。惟伊现在仍不将‘临时中立’四字抹去，遂成‘中华民国临时中立’八字，实属有碍国体。闻已颁发数省，应请即令帛黎转电各处，必须无‘临时中立’字样，方许发行在孙中山的斥责下，帛黎有所收敛，下令停售并撤回上述邮票。自3月24日起，各地邮局先后开始发行加盖有“中华民国” 字样的邮票。这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邮票发行一度出现混乱。原清朝邮传部、中华民国交通部、地方邮政机构都在发行邮票。据一些邮刊记载，中国黄渡、和州、都昌县、建阳、广州、天津、哈尔滨、新兴(山东)、双凤镇(江苏)、黄石港、码应镇(山东)、杭州、通州、江门、张家口、崇明、柳州、马渚(浙江)、吴家市(浙江)、牛庄、福州、平度等地方邮政局所，都出售过自行加盖“中华民国”、“民国”字样的邮票。这些邮票，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社会动荡的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加上发售时间短，出售量小，一时成为集邮者不失时机的收集对象。例如，当南京邮局出售加盖“中华民国临时中立”票时，美国驻南京领事。
     兼芜湖领事葛威布即从邮局购得大量加盖票。葛威布事后致函南京分区邮政局长诗’路氏询问该票发行情况。该局长复函称：“加盖‘中华民国临时中立’邮票，在南京仅发行1689枚，而你一人就购得了 1037枚，我知道你是这宗邮票的主要买主，我为你恭贺”云云。这些加盖票，已成为中国邮票中的珍品。
孙中山对建立国家邮政，发行中华民国邮票极为重视。交通部针对当时沿用大清邮票的无奈情况，提议立即印制新邮票。为此，孙中山亲自召集交通部秘书程清、邮政司司长陈廷骥、邮电司科长唐文启及属员四五人，研究印制新邮票事宜。孙中山在笔记本上亲笔写下了关于邮票设计和印制邮票的提要，随后将此页笔记撕下交与秘书办理。
     1912年2月5日上午，孙中山主持内阁会议，内阁决议： “《光复纪念》邮票用孙中山大总统肖像。” 1912年2月12日，上海《民立报》载：“前内阁决议，更变邮票，系分两种：一系《光复纪念》邮票，印孙总统像；一系通用邮票，拟印飞艇。” 2 月13日上海《申报》载：“上星期一(2月5日)内阁议决，《光复纪念》邮票用孙大总统肖像。总统以前所摄照片均不满意，前日另摄半身正形一张，左侧形一张，右侧形一张，均甚清晰，拟择一张印人票中。” 3月上旬，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制邮票印样，经交通部官员送孙中山审阅。孙中山面谕：“速将中华民国《光复纪念》邮票印就发行，以新耳目而崇体制。”在第43号《临时政府公报》中，刊发《交通部呈大总统已遵谕定制光复纪念邮票》的报告称：“窃前大总统面谕，速将中华民国光复纪念邮票印就发行，以新耳目而崇体制。兹本部已派邮政司司长陈廷骥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定印中华民国光复纪念邮票一千二百万枚，计实价银二千元，另制版费伍百元。一俟该印书馆将邮票印就，交通部再行备文呈送钧案，并发交邮局应用。”
     就在《光复纪念》邮票即将正式开印之际，南京临时政府却以孙中山辞职而告结束。印刷邮票之事遂被搁浅。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局势的变化，使民国首套纪念邮票的发行权落到了袁世凯手中。袁世凯欲用自己的头像重新印制邮票。但在国会内遭到以国民党人为首的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最后双方折中妥协，决议同时发行印有孙中山头像的《光复纪念邮票》和印有袁世凯头像的《共和纪念邮票》各一套12枚。此事几经周折，待全部印妥正式发行已是1912年12月15日了。
     一个国家同时发行两套政见不同又同时在世的国家元首纪念邮票，举世罕见。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反动势力既激烈又妥协的坎坷斗争在邮票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中华民国首套纪念邮票的发行，使社会公众对邮票的政治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集邮者争相购买《光复》、《共和》纪念邮票，许多不集邮的人也由此开始走上了集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