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洪葭管
大连大清银行明信片
户部银行成立于1905年8月，设总行于北京，同年9月设天津分行，10月设上海分行，1906年设汉口分行和济南分行，1907年设张家口分行、奉天分行、营口分行、库伦分行，1908年设重庆分行、南昌分行。1908年清政府的户部改名为度支部，户部银行也就改名为大清银行。1909年又设立杭州、开封、太原、福州、长春、广州、芜湖、长沙、西安、云南、江宁等分行。开办时资本400万两，官股即户部认购的股份为200万两，商股即私人认购的股份200万两。1908年资本增为1000万两，除旧股400万两外，增招新股600万两，仍由官、商双方各认一半。官方认购的300万两由度支部出资，商股的300万两先尽旧股东认购，当年夏季先收150万两，其余150万两也于1910年秋季收齐（这些商股股东，武昌起义后在上海成立商股股东联合会，要求南京临时政府保护商股权益）。政府和官方人士强调这家银行商股占一半，并标榜银行的性质为官商合办，但实际上管理大权是操在政府手中的。它的总办张允言、副总办瑞丰亦由户部奏派（1908年总办、副总办改称正副监督）。张允言，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1903年曾随贝子载振赴日本考察，辛亥革命后出任浙江杭州关监督和营口山海关监督，基本上是一个“商务官”，他的父亲是曾任两江总督的张人骏。
1908年制订的大清银行“则例”中规定业务范围为:（1）短期拆息；（2）各种期票之贴现或卖出；（3）买卖生金银；（4）汇兑划拨公私款项及货物押汇；（5）代为收取公私银行、商家所发票据；（6）收存各种款项及保管紧要贵重物件；（7）放出款项；（8）发行各种票据。国家赋予它的特权是:（1）代国家发行纸币；（2）经理国库事务及公家一切款项并代公家经理公债及各种证券；（3）代国家发行新铸币。
户部（大清）银行成立后，历年吸收的存款额为：1906年的1056万两，1907年的2208万两，1908年的3526万两，1909年的4381万两，1910年的5401万两，1911年上半年的6339万两，下半年略降为5905万两。而同样有众多分支机构的中国通商银行历年的存款总额为：1897年的261万两，1898年的267万两，1899年的297万两，1903年的233万两，1904年的189万两，1905年的386万两，1906年的194万两，1907年的224万两，1908年的194万两，1909年的200万两。两者相比，大清银行存款余额比中国通商银行大了10多倍，个别年份大了20多倍。
大清银行兑换券
户部银行能够集中这么多的货币资本，这固然是跨入20世纪后社会货币财富增多的体现，也是经营借贷资本的现代银行聚集资金的职能作用的发挥。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这家银行规定：“凡官绅商民人等存在银行入股及存放款项，须应按照商家办法，要为收存营运，不能问其款之所从来。且款项既存行内，银行即有保护之责，虽该款有何关系纠葛之事，非按存款人之存款凭券，不论何人，均不得向银行强迫查察。”它还从1908年5月起附设储蓄银行，拨出资本10万两，派专人经理。再看它的各类放款历年余额，1906年为761万两，1907年为2518万两，1908年为3283万两，1909年为4243万两，1910年为4492万两，1911年上半年为5893万两，下半年略降为5081万两。这里正是“信贷表现为资本积聚的手段”。
这10年中，社会货币资本有迅速集中的趋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债赔各款集中上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举借的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和俄法借款，均以关税为担保，各地海关收入集成整数汇给上海关道，然后解交有关帝国主义在华银行抵还借款本息；庚子赔款亦由各省分担，每年偿还额数百万两亦是集中上海后解交汇丰等外国银行。在这种汇集拨解过程中，华商银行是有在途资金和间歇资金可以调剂使用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现代工商企业在这一时期比前一时期大大增加，这些新式企业特别是工矿交通企业多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在集股过程中和以后陆续支用的过程中，也是多多少少有款项留存在银行。社会经济的这些变化，说明借贷资本的兴起是建筑在职能资本特别是产业资本运动基础上的。
大清银行还造就了新式银行的一些管理人才。在它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后来在辛亥革命后成为著名银行家的有：盐业银行总经理、北四行联营机构主任吴鼎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后任总经理的宋汉章。
让人深感遗憾的是缺乏大清银行放款的详细账目，不能具体分析它的资金运用去向，它放给工矿企业的金额有多大，哪些单位是它的重点放款户。但是从一些不完全的材料来看，它也曾经把贷款用于较大工程的兴建，1908年时一个度支部官员在大清银行的年会上说：“因修浚黄浦港需要，两江总督电借款项450万两，由银行担任，他如沪宁、京张、津浦等铁路，亦皆向本行称贷巨款，利息皆从轻减。”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曾经说过：积累和集中相比“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快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当然大清银行上述放款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作用，但是它集中社会货币资本的程度在那个时期看来也是不能漠视的。
交通银行编制财政部、交通部积欠本行各款帐略
与大清银行情况大同小异的是1908年成立的交通银行。由清朝邮传部奏准设立的这家银行，当事人强调“纯用商业银行性质”，虽是邮传部附股设立，但“官股四成，商股六成，均照商律办理”。它的资本额定为500万两，先收半数即250万两，在5万股股份中，“邮传部认购2万股，余3万股，无论官民，均准购置”，“邮传部既认2万股，即为最大股东，可派总理、协理”。交通银行的第一任总理是李鸿章的侄子、曾任四川建昌道的李经楚，协理是浚川源银行的创始人周克昌，帮理则是邮传部参议、新任五路提调、辛亥革命后成为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长、又一度任国务总理、长期操纵交通银行大权的梁士诒。所谓“纯用商业银行性质”，乃是一种托词。因为已开设的户部银行具有国家银行性质，交通银行如再申请为国家银行，便不能得到清廷的批准。实际上，两者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户部掌握的银行，一个是邮传部掌握的银行罢了。
还在这家银行筹备时期，邮传部尚书陈璧，一听到户部（大清）银行股本已从400万两增为1000万两，认为交通银行实收资本只有250万两，未免相差过远，立即决定交通银行额定资本从500万两增为1000万两，不过仍先收半数，即实收资本500万两，以减少两银行的差距。除总行设在北京外，并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设立23个分行。它的存款和贷款总额虽不及大清银行，但比中国通商银行则是大得多，以存款计，1909年为1384万两，1910年为2370万两，1911年为1323万两；放款，1909年为1711万两，1910年为2842万两，1911年为1798万两。交通银行的存款来源中政府机关存款较多，1911年时占65.5%，这是因为这家银行独家经理轮、路、邮、电“四政”的营业收入。在放款中，则是对私放款较多，1911年时占74.5%，放给政府机关的只占25.5%，其中还以铁路放款为最多。在对私放款中，以上海分行为例，除了房地产押款和股票押款比重较大外，对民族资本工业的放款平常亦有10%到20%左右，规模较大的民族工业，如求新造船厂、大生纱厂、振华丝厂、龙章纸厂等借款金额多在5万两至10万两之间，最大的也有超过20万两的。一家全国性银行总是会涌现出一些管理人才，原在交通银行供职、后来成为规模较大的私营银行当权人物的就有“北四行”支柱之一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以及“北四行”另一成员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
此外，各省在20世纪初办成的地方性银行有：1902年设立的总行在天津的直隶省银行，1906年设立的总行在四川成都的浚川源银行，1909年设立的总行在杭州的浙江银行，1911年设立的总行在闽候的福建银行，它们也都是既有官股又有商股。浙江银行后来在辛亥革命后官、商分家，官股部分改称浙江地方银行，总行仍在杭州；商股部分则改称浙江实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那时浙江实业银行的主要投资人和当权者，即是在银行界最负盛名、多次担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后来任全国银行联合会理事长的李铭（馥荪）。
大清银行第一次官商会议合影
对于有官股并由官方人士掌握大权的银行，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来看，如果没有官方人士的参与，要开设大规模地集聚闲置资本的银行是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开设银号颇有经验的严信厚1896年10月在致盛宣怀的信中说：“此等事（指开设银行），纵商民举之，则力不逮……非有殷实稳练、素有声望的绅商股东不可。”亦在同一年同一月，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也说：“此等事，商办能持久无弊，然初创时，非借官力辅助，则商力不足也。”明了官情亦明了商情的这两个人10年前在筹设中国通商银行时的想法，10年后也依然可以适用。从商股看，他们感到投资银行有利可图，并且对把钱投人到现代银行中去表示了极大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面临财政极大困难的清朝政府为什么愿意拿出几百万两银子投资到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地方性银行中去呢？这是应该同清朝政府1903年设立商部、1906年改组为农工商部等的措施结合起来一起分析。自从“维新”、“变法”以来，虽然清期统治者有他们维持统治的意图和目的，但是客观上不能否认这些政策和措施是符合和反映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的。“信用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并与之相适应的借贷资本的形式”，这对20世纪初设立的那些既有商股又有官股的银行来说，也是可以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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