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华人大律师成就“最美”纸币——伍廷芳与大清银行兑换券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刘磊

伍廷芳

大清宣统元年是中国的己酉年，在美国则是公元1909年，而对于曾居住于美国的中国人伍廷芳来说，这是他作为“钦差出使美墨秘古国大臣” 兼“ 驻美公使”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伍廷芳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作为晚清时期中国政府为数不多的外交人才，他此番二次使美，最难完成的任务已经完成——1908年10月与美国签订《中美公断条约》，为中国加入荷兰海牙国际和平组织铺平了道路；最具影响的使命也已经实现——他所上呈的《奏南美无约各国似宜订约遣使以保护华侨片》，最终被清政府所采纳，历史上中国第一次与中南美洲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由此维护了生活在这些国家中的华侨利益。

伍廷芳咨文首页 

在古都北京的瑟瑟寒风中，归国不久的伍廷芳正在起草着一份咨文，这可能是他以钦差大臣兼驻美公使身份所起草的最后一份咨文了，咨文全篇将近八百字，除了开篇部分叙述在美购买印钞专用“票纸”的缘由外，后面的文字倒有几分像是流水豆腐帐： 货物数量、装箱批次、运输公司、交货时间、货款流向及结余，最后还详细列出了由此次交易行为而产生的合同、提货单、保单等各种文档材料。也许，伍廷芳并没有意识到，这份有点例行公事的咨文，竟然幸运地躲过了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战乱和动荡， 于百年后的今天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成为中国纸币印造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文献遗存，同时也是近代中美两国经济交往的历史实证。

  东进·西去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底，二品大员伍廷芳领受朝廷之命，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第二次出访万里之外的美利坚合众国。当他乘坐的轮船起锚远航之际，另一艘远洋轮船也即将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出发，劈波斩浪地驶向中国。只是那艘船上没有美国政府的高官，随船而来的是雕版技师、印刷工人以及各种印钞设备。原来，随着晚清新政的渐次推行，清政府最终同意了户部的奏请，决定在北京设立国家级纸币印制单位，以配合中国历史上的首个中央银行——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这一“盛举”，即咨文中提到的“设立印刊局刷印纸币”。这家被清政府寄予厚望的印钞厂几乎完全“克隆”了美国的同类企业：技术上采用美国的钢版雕刻凹印法；设备上“清一色”的美式印钞机器；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上也全部聘请美方人员。当伍廷芳的外交团队在华盛顿递交国书后，抵达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寓所不久，位于北京城西南角右安门内的白纸坊工地上也便呈现出一派人声鼎沸的繁忙景象了。

大清银行兑换券壹佰元试色票样

随着大清度支部印刷局（今北京印钞有限公司）土木工程接近尾声，机器调试、人员培训等项工作也逐渐提上了日程。在忙忙碌碌的中美两国工作人员身影中，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却好像有点心事重重，此人便是美方首席雕刻技师海趣（LORENZO J. HATCH），时任度支部印刷局技师长。海趣的任务除了帮助中国培养钢版雕刻人才外，其最为重要的工作是为大清银行的第一套钞票设计图样、雕刻钢版。经过几番磋商和讨论，最终确定将当时清政府内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已故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的肖像作为这套纸币最为醒目的“LOGO”。于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产生了，负责雕版的海趣没见过载沣，而仅凭极其有限的图像资料，又无法创作出令人满意的作品。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虽然这位醇亲王不肯屈尊来印刷局让海趣素描写生，但总不能不让下属去拜见他吧，于是一个有些搞笑的场面出现在众人面前：美国人海趣穿着中国裁缝为他专门缝制的朝服，跟在一众中国官员后面进醇亲王府拜见载沣，目的只是为了见见这位王爷的庐山真面目。回到印刷局的工作室后，海趣立即开始了印钞钢版的雕刻。随着他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逐渐取得成果，度支部的官员们却感到了一阵阵的压力，因为印钞票用的纸还没有着落呢。

海趣其人

回顾中国古代的纸币印制，从萌芽阶段的宋代交子、会子到通行天下的至元宝钞、大明宝钞，以及咸丰年间发行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无一例外都是采用传统人工捞制而成的麻纸、皮纸，这种纸在使用手工印刷时尚能应付，而对于机械化的印刷方式来说，就变得无法使用了。因此，远在美国的伍廷芳就这样收到了国内传来的信息，“现在钢版将次雕成，急需印刷，造纸厂出纸尚需时日，拟暂购洋纸应用”，而且看来度支部也是下过一番功夫的，连“洋纸”的生产厂商都指定了—— 美国克令造纸公司，原因就在于它也是“美国政府定制票纸”的指定单位，既然要接轨，索性就全面接轨吧。从咨文中不难看出，度支部官员对伍廷芳是相当倚重的， 不仅恭敬地拜托伍廷芳对购买“ 票纸” 一事全权负责——“请由贵大臣向该公司妥商定造”，而且对于度支部本身参考美国政府与克令公司以往签订的合同条款所拟具的“条款纸式”也不太放心——“中间若有应行变通之处，希由贵大臣就近与该公司妥商定夺”，不仅如此，还将定价权和付款方式等“核心利益”也一并交与伍廷芳——“（按：该批货物）价值若干并如何分期交款之处，概由尊处核定”。

清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各个部门之间向来争权夺利，但此次度支部不仅将参与印造清政府第一套国家纸币的大功双手奉上，而且言辞谦卑态度诚恳，这些令人疑惑不解的表面现象背后，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伍廷芳是当时唯一一个能担此重任的清政府官员。

 南渡·北归

1908年时任驻美公使伍廷芳在芝加哥

伍廷芳的一生似乎与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有缘。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这个东方的古老帝国被迫签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同年伍廷芳出生于马六甲（时为英属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三岁时，伍廷芳随闯荡南洋的父亲回到了位于广州市西南部珠江西岸的芳村（ 今属广州市荔湾区），十年后在经历了一场凶险万分的绑架案后，南渡香港入学圣保罗书院， 开始了其人生之中屡创“华人第一”的历程。当北京城内的商户和百姓，拒绝使用清政府为筹备军费而发行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时，伍廷芳在香港与黄胜一起创办了港岛的第一份华文报纸《中外新报》；当清政府内部的改良派官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以开矿建厂为标志的洋务运动时，伍廷芳则远渡英伦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并于1876年在伦敦大学林肯律师学院成为第一个获得大律师资格的华人；当中国银行事业第一人、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者——盛宣怀还正在为兴办电报事业运作筹划时，伍廷芳已毕业返港，成为香港第一位华人大律师、第一位华人太平绅士和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颇受当时的港督轩尼诗（Hennessy）器重的伍廷芳，会在香港政界一展拳脚之际，他却选择了北归，加入清政府的官僚体系，去实现自己的强国之梦。

在一个长期闭关锁国的国家里， 对于那些拥有“ 师夷长技以制夷” 理想的开明派官员来说，一个精通西方律法、深谙西方文化、掌握西方语言的中国人，是多么多么地宝贵啊。因此，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希望将伍氏从中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手中“抢”过来，后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怕伍氏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抢”走，则干脆派人将伍廷芳从香港直接“ 护送” 进自己的府中。李中堂非常看重伍廷芳， 他曾颇为得意地对人说过：“此等熟谙西律之人，南北洋须酌用一二，遇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伍廷芳作为李鸿章的幕僚达二十余年，从大清国的一介布衣做到二品大员，其间在外交上参与了《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以及长崎事件等重要历史事件的斡旋与商议，并于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公元1896年——1902年）间奉命出使美国、秘鲁和西班牙等国； 在洋务上， 曾出任中国铁路公司总办；在法制上， 曾任法律修订大臣，拟订了中国最早的商业法， 提出废除凌迟等酷刑， 并建议清政府在诉讼中采用陪审团制度。

1904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将所有排华法案无限期延长的议案，墨西哥也随之颁布了相关法案，这激起了美洲华侨及国内同胞的极大愤慨，并于次年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熟悉西方法律条文和社会制度的伍廷芳，被委以重任二次使美，并在那里与中国最早的央行纸币——大清银行兑换券结下一段不解之缘。

 前世·今生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伍廷芳欣然接受了度支部的委托， 全力以赴地为大清银行印制纸币的事情奔忙着， 不仅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中央银行纸币的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且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无比珍贵的金融文献——在这份记述详细的咨文中， 许多信息弥补了关于大清银行兑换券一直以来的研究空白。

首先，咨文明确了大清银行兑换券的纸张来源，即美国克令公司是“票纸”的供货商。美国克令公司，位于马萨诸塞州的道尔顿，是由克令（按：英文为Crane，亦可译为克兰或克莱恩）家族的三位成员（泽娜•克令、弗雷德里克•克令和温斯洛普•莫里•克令）担任股东的纸张制造公司。该公司不仅为清政府提供钞票专用的印刷纸张， 而且也是美国政府印钞的纸张供应商。

其次，咨文明确了中美双方参与此次交易的各单位和人员。中方代表无疑是伍廷芳，他所代表的是清政府度支部；美方具体代表人员不详，推测应为克令公司的股东或其代表；双方聘请的第三方担保人是位于纽约的美国担保公司；运输公司分别为“纽约威卢斯花高转运公司”和“布朗转运公司”。另外，咨文还提供了“票纸”交易的诸多细节。清政府度支部为此次交易共汇出货款“ 美金八千元” ， 向“ 克令公司妥商定造票纸一百万张”，并分为两个批次运输，即“于西（按：西历，即公历）十月二十九日，经该公司将票纸三十万张，共装一十五箱……作为第一批”，“又于西十一月三十号，该公司将票纸七十万张，共装三十五箱……作为第二批已是全数交清”。通过咨文，既明确了“票纸”的运输时间，还可测算出“票纸”的价格和运输成本。文中记述了“计第一批票纸十五箱，共支纸价美金两千零八十七元四角，第二批票纸三十五箱， 共支纸价美金四千八百七十元零六角”，据此可以测算出“票纸”每张价值0.6958美分。

大清银行兑换券拾元

关于这套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纸币，一般认为它是我国首次采用钢版雕刻技术凹版印刷的钞票，其图案设计美观大气，钞票用纸厚实挺括，印刷工艺极为精湛。至于该套纸币的印刷时间，纸币收藏大家吴筹中先生曾专门撰文介绍，“1910年（宣统二年）九月，由度支部进呈朝廷，诏旨批准后开印”，也就是说该套纸币的试样应在1910年9月前已经完成，即吴先生文中所说的“度支部（印刷局）将试色票印好后，经检查包封和度支部审查”。对照上述咨文内容，可知该说法在当时的中美海运条件下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百年风雨，回首成空。这一函穿越时空的咨文虽有些发黄脆裂，但还尚能基本完整地保存于世间，但它的作者——辛亥革命后代表南方革命军政府参与南北和谈的伍廷芳却早已撒手尘寰，其墓建在广州市越秀公园中越秀山的半山腰，也算是叶落归根了；为本次“票纸”交易担保的美国担保公司，其大楼如今依然矗立在纽约曼哈顿百老汇大街上，只是它的所有者已变成了日本东京银行；由那些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票纸印制而成的大清银行兑换券，虽然在地覆天翻的政权更迭后丧失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功能，但在今天的艺术品交易市场中却再次成为“明星”，以其传奇的历史性、精美的艺术性和文物的稀缺性受到买家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