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春,以天津为中心、在五口试办邮政初获成功之后,德璀琳毫不犹豫地向其他商埠口岸推广。当年内,镇江、九江、芜湖、宁波等商埠海关书信馆相继建立。到1882年,邮政已遍及扬子江及福建以北所有口岸。至1896年年初,全国24处海关全都设立了拨驷达局。它们是:北京、天津、牛庄(营口)、烟台、重庆、宜昌、沙市、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北海、蒙自、龙州。
经过18年的努力,近代邮政羽翼渐丰,声誉鹊起,连官府也称赞“拨驷达局递信甚捷”。但客观地说,邮政此时面临如何突破瓶颈,谋求更大发展的问题。好在,多年来,朝野有识之士,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并为此奔走呼号之。
早在1885年,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曾同宁波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商讨“开办国家邮政局是否可行”、“各国是否肯将他们的邮政机构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国邮局”等问题。葛氏认为,清政府应立即开办国家邮政局,交由赫德掌握。在其主持下,宁波海关华文文案李圭把英文版的香港《邮政指南》译成中文,并草拟《邮政局寄信条规》一份(计18项153条)呈交薛福成。薛据此再与葛显礼商洽。后者依李圭所拟条规加以增损,附具15条邮政办法申复薛。薛遂将上述文件呈报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曾即将此转呈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又分别向江海关道、总税务司以及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等征询意见。对此,北洋大臣李鸿章发布通札认为:“各国在中国设立邮政局本与万国通例不符,中外条约亦无准设之款”,葛显礼“所禀甚为有见”。有李鸿章力主,被咨询的各个大员都表示赞同创办国家邮政的计划。
1886年,总理衙门札令赫德:“总税务司过去试办的邮递工作,可以由试验阶段发展成为一个固定的政府机构。”1890年,总理衙门“札行赫德”,“以所拟办法既于民局无损,即就通商各口推广办理,拟俟办有规模,再行请旨定设。”
1892年,南洋大臣刘坤一、北洋大臣李鸿章分别上禀说,若不赶快开办国家邮政,“异日中国再议推广,必要维艰”。12月,赫德将其所拟开办国家邮政计划及《开办邮政章程》呈报总理衙门,并进一步施压:“数年来创办艰难,若不再奏请创办邮政官局,恐将另生枝节。”
1895年,广西按察使胡燏芬上奏,列举驿站的种种弊端,建议裁汰驿站,改办邮政。5月,康有为等人有《公车上书》,将建立国家邮政列为富国六法之一。
1895年12月27日,南洋大臣张之洞上奏:“税关所设之邮递与国家所设之邮政体制不同……故推广办法每每窒碍”,建议“总理衙门转饬赫德妥议章程,大举开办(邮政),推广沿江、沿海各省,兼及内地水陆各路,务令各国将所设信局全行撤去,并与各国联会”。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1896年3月20日),总理衙门向光绪呈报《恭亲王奕訢等为总理衙门遵议办理邮政并与各国联会事奏折》和《总理衙门奏折附呈赫德所拟开办邮政章程清单》,建议“请由海关现设邮递推广,并与各国联会,以便商民而收利权”。光绪于当日即朱批“依议”,在“章程清单”上批一“览”字。据此,总理衙门于26日委派赫德“专司其事”,建立大清邮政官局;将各口岸设立的拨驷达局改为邮政局;派令“总税务司赫德于管理海关之外兼理总邮政司事宜”等。
起初,赫德将大清邮政开业时间定为1897年农历正月初一,后考虑中国人过春节的习俗,推至正月十九日(公历2月20日)。然而,1897年2月2日(正月初一),天津海关拨驷达局率先更名为“天津大清邮政局”开张纳客,局址在海关拨驷达局原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