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炳文加盖”应纳入“中华民国地方邮政邮票”

      《中国邮票史》第3卷，“（1912—1937）中华民国时期之一”中的第208页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1932年9月，东北爱国将领苏炳文*在国难当头之际，率部英勇抗日，出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活动于海拉尔、满洲里一带。为了反满抗日，苏炳文于9月27日指令海拉尔、满洲里邮局，将伪满邮票加盖“中华邮政”字样方准出售、使用。此举引起日伪当局恐慌， 逐采取紧急措施，凡发现贴有该加盖票者，除扣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外，邮票必须揭下，另册保管。此加盖票集邮界称“苏炳文加盖票”，加盖原票为伪满第一版普通邮票，“中华邮政”四字为木戳手工加盖，自右而左，皆加盖在原票的上方，加盖颜色有红、黑、紫三种。

      *：苏炳文（1892—1975），字翰章，辽宁省新民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1928年后，先后任黑龙江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参谋长、省政府委员、呼伦贝尔警备司令、中东铁路哈满线护路司令。1932年9月，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七七事变”后，任国民党军委会战区军风巡视团第三团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届委员、黑龙江省民革主委、省政协常委、省人民委员会参议室参事等职。

      从《中国邮票史》的表述看，官方是认可 “苏炳文加盖（邮）票”属于中华民国早期邮票的。从现存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这套“苏炳文加盖（邮）票”与其所利用的原票——伪满第一版普通邮票一样，全套一共18枚，面值分别为：半分、1分、1分半、2分、3分、4分、5分、6分、7分、8分、10分、13分、15分、16分、20分、50分和1元（图1采自陈兆汉编著的《中国邮票图鉴（1878—1949）》第896页）。票面加盖的“中华民国”字样，是用两枚木戳手工加盖而成。据《近代邮刊》1947年12月第24期刊登的刘畏三撰写之《苏炳文邮票记》披露，这两枚木戳的字样略有不同，分别用于海拉尔和满洲里（图2）。

      由于本文的重点不是研究“苏炳文加盖（邮）票”的本身，而是要为这套邮票正名。

      自从这套邮票诞生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民国邮票目录》中不见其踪影。各种版本的《马氏国邮图鉴》、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至2012年间发行的所有《中华民国邮票目录（1912—1949）》；将其置于“附录”者有：香港陈兆汉编著的《中国邮票图鉴（1878—1949）》、台湾何国安主编的《二OO五中国早期邮票目录（1878—1949）》。早期记载这套邮票大多是些外国人，如伪满“康德十年版”的、以日文撰写的伪《满洲帝国邮票总鉴》（另附汉译）和1940年Alexander Schumann（亚历山大·舒曼）编录的，以英文撰写的《Special Catalogue of the   Stamps of Manchukuo》（伪《满洲国邮票专门目录》）。

      我们应该为这套“邮票”正名，但还存在两个“技术”问题：

      1、它属于“中华民国邮票”中的哪一部分？
      Overprints and Surcharges Issued by the Chinese Postal Service）”，即它们仍为“中华邮政”所属的邮政当局发行的，并应将“加盖邮票”与“改值邮票”区分开）和“中华民国地方邮政邮票”（笔者认为应将其英译为：“The Local Post Stamp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即这些邮票不是中华邮政系统的邮局发行的）。

      在其第4部分——“中华民国地方邮政邮票”中，仅包含“西藏地方邮政邮票”，即由不属于“中华邮政”系统的邮局发行的，而是由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开办的邮政机构——“扎康”发行的邮票。

      同样，由不属于“中华邮政”系统的邮局发行的，而是由抗日的“政权”的邮局发行的“苏炳文加盖（邮）票”，亦应纳入“中华民国地方邮政邮票”之中。

      2、 “苏炳文加盖（邮）票”如何正名？
      由于“苏炳文加盖（邮）票”只是集邮界的一个俗称，为了将其归入“中华民国地方邮政邮票”，笔者建议将其称为：“黑龙江地方邮政邮票”，以便与“西藏地方邮政邮票”统一称谓，皆因其发行和使用在黑龙江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