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加盖人民邮政改值邮票”之谜

为了弄清“宁夏加盖人民邮政改值邮票”的始末，笔者在宁夏和银川市邮政局和集邮协会帮助下，经过查阅档案，找当事人咨询和考证，终于搞清了这套珍邮的来龙去脉。

1949年七八月间，绥远。西安、兰州等地相继解放，在宁夏的国民党孤立无援，四面楚歌，马鸿逵父子早已逃往台湾，马的嫡系残余虽然驻守盐池、灵武、青铜峡等地，解放军一击即溃。马鸿宾在中宁接受和谈率部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进驻银南，1949年9月23日银川正式宣布解放，邮政业务顺利进行。

1、局长留任 业务正常

十九兵团邮局局长张哲、王凤岐等军代表于23日进驻银川中华邮局，留用了原银川中华邮局的局长闻作舟。即局长闻作舟、军代表张哲、王凤岐，又任命原班的胡家桢、张宝一负责会计组和业务组，银川解放后邮政业务很快恢复。

2、解决应急 三次加盖

银川邮政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解决通信邮票的问题，这就促使了“宁夏加盖人民邮政改值邮票”的发行。1949年5月之前，按解放区划分，宁夏邮政局属于“甘宁青邮政管理局”管辖，应急时曾用过“加盖人民邮政（甘）字邮票”，但需申请，手续麻烦，加上兰州至银川只有一条年久失修的土公路，汽车来回最快也需要六七天，为解决用邮票之急，只有像其他解放区一样，搜集库存原中华邮政邮票自行加盖。

据档案记载，当时用库存较多的重庆华南版中山像银圆基数邮票（1949年6月8日19版）加盖，上报银川军管会批准后，将原面值1分（草绿色）、2分（桔黄色）和4分（灰绿色）暂改作壹佰元、贰佰元和伍拾圆（旧人民币），分两次加盖，改作伍拾圆55000枚，壹佰元4000枚，贰佰元3500枚，总共62300枚，合人民币385万元（旧人民币），解决了挂号、包裹和平信的邮资，于9月30日发行使用。但是仍缺印刷品的邮资，为此第三次又在重庆华南版中山像金圆票（1949年4月18版）贰拾万圆（蓝紫色）面值上加盖暂作伍圆（旧人民币），共加盖1000枚，合人民币5000元，于10月10日发行使用。（见附件）

3、加盖量小 使用期限短

因为在加盖数量中要拿出每种面值的10版（每版100枚）上报备案，这样实际可使用的数量减少，剩余的使用量变为伍拾圆的54000枚，壹佰元的3000枚，贰佰元的2500枚，伍圆的900枚。前三种面值和后一种面值邮票均在10月28日停止使用，至此，前三种面值邮票使用期为27天，后一种伍圆面值邮票使用期只有17天。

4、手工加盖 字距不定

宁夏加盖邮票使用的是仿宋体老五号和小五号铅字，是从原《宁夏日报》印刷厂借来的，据该厂工人师傅回忆说这种铅字只有《宁夏日报》印刷厂才有，笔者找到当时《宁夏日报》对比，所用铅字型号完全吻合。那时银川邮政局距印刷厂不到百米，邮局对报纸的分发组就在印刷厂之内，使用印刷厂的铅字加盖是无疑的。问题是加盖过程过于简便，就是把铅字排列成“暂作××圆”、“人民邮政”分别捆成横字条，蘸上油墨，用手分别盖在上下方。“暂作伍圆”和“暂作伍拾圆”所用铅字完全是小五号（2.5*2.5毫米），“人民邮政”和“暂作伍圆”四个字各全长12.5毫米，“暂作伍拾圆”五个字全长15.5毫米。“暂作壹佰元”、“暂作贰佰元”两种字是用老五号铅字（3.5*3.5毫米）加盖的，“人民邮政”四个字全长15毫米，“暂作壹佰元”、“暂作贰佰元”各长18毫米。通过新、旧“宁夏加盖暂作伍拾圆”和“暂作伍圆”的邮票与1988年中国集邮出版社发行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目录》上的图谱对照，两种邮票上加盖的上下行的字距各不相同，上下行各字的垂直距离也不一致，移动较大。同样，“暂作壹佰元”和“暂作贰佰元”与图谱上的同面值邮票也出现相同情况，这就证明了这套邮票手工加盖出现的特征。因为上下两行字是两次用手工加盖的，所以才有错落移位等不相一致的图像，不像西安、兰州等地邮局用机器加盖“陕”、“甘”邮票上字距、行距那样规格统一。

伪造“宁夏加盖改值邮票”风波始末

宁夏加盖改值邮票发行之后并非一帆风顺，在邮票发行不久就发现伪造品。军代表王凤岐到交通局联系工作时发现该局使用的邮票有异，便问明情况带回立即追查。经查有人利用邮助身份之便，偷出铅字和已作废的中华梅花版红色孙中山像邮票加盖，然后让邮局职工卖给交通局。经查共伪造假票3500枚，价值人民币35万元（旧人民币），售给交通局3000枚，得赃款30万元（旧人民币）。银川市甲级邮局下发通知，告知发现伪造假票按废票处理上交。（附件2）对当事人以革职遣返原籍处理，在“三反”运动中对其判刑两年，对涉及此案的另外两人调离邮政部门。之后，对停止使用加盖改值邮票的剩余部分和伪造假票全部销毁，开始使用西北邮政管理局10月15日发行的“广化版毛泽东像邮票”和10月22日发行的长城图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