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我在收集孙中山像邮票的时候，偶尔看到有“念圆”二字的邮票，一时不知所以，再仔细一看邮票上有阿拉伯数字——20，方知“念圆”，就是面值20元的邮票，但是，按照常规思考，20元的大写应该是贰拾圆，怎么就成了“念圆” ？也许由于初次见识便或者是与己无关，我也没有对此作过多的思考和探究，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奇特的异常现象而已。
后来见的念圆邮票多了，于是引起了我的思考和探究：为什么这一时期邮票的面值为20元的时候，其大写不用贰拾，而要用“念”？
经过查找资料，在辞源里看到：念，二十。或写作廿。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三开业寺碑：碑阴多宋人题名，有曰：“ 元佑辛未阳月念五日题” ，以廿为念，始见于此。
看了这则辞条，我还是一知半解：虽然知道了“念”就是二十，也可写作“廿”，但是，它为什么就能够替代大写“ 贰拾圆” 而印在邮票上呢？后来经过探究方才知道这大概要由吴语方言说起。
吴语方言通行于上海、江苏南部和浙江等地，吴语被认定为中国的第二大方言，也曾被联合国及西方国家认定为是一门语言。因此，其语言习俗和影响不可小觑。继而因此得知，在吴语地区人们就习惯把二十读作念，比如他们在计数、读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十八、十九、一念、念一、念二------ ；做买卖要问价钱：“多少钱一斤？” 若是二十，便有回答：“念块”；要问时日：今天是腊月二十几？则会有人回答：“今天是腊月念八” 。
以上种种可以看出用“念”来读、数二十这个数字，是吴语地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或习惯。不过，只是这个吴语方言的“念”字是怎么用到中华邮政的邮票上去了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需要了解第一次为何把“念”作为“贰拾”的大写用在邮票上——且以中华邮政普16 孙中山像邮票来作分析：在普16 孙像邮票之前，民国发行的邮票面值都在分、角、圆的低面值的范围之内，邮票上方左右一边一个方框内各嵌一个字，比如：壹—分，贰—角，伍—圆，只是到了准备发行普16 孙像邮票的时候，其圆一类的面值除了壹圆、贰圆、伍圆、拾圆之外还有贰拾圆的面值，此前各种面值都可以在左右两个方框内各嵌一个字，唯有此次的“贰拾圆”是三个字，若是把三个字容纳在左右两个方格内，自然要打破左右两个方格各嵌一个字、或各嵌两个字的均衡局面，—— 必然会有一边是一个字，而另一边则是两个字，也许，要是如此打破了两边各一个字、或各两个字的均衡局面，既不对称，也不美观。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这套邮票的设计者，或者说这套邮票设计的决策者是上海、江、浙吴语地区的人，至少是熟悉吴语方言的人，在只能各嵌一个字，而不能打破均衡局面的情况下，想到了吴语方言中的“念”字，并决定让“贰拾”的两个字，用一个“念”字去取而代之。于是，便依然是一边一个字，票面文字对称了、均衡了、美观了。
笔者认为借用吴语地区人们的用语习惯和他们对于“二十”的表达方式，吸纳方言的精华，成全邮票设计者的理想——对称、均衡、美观，是一件合乎情理的最佳选择。
于是，自中华邮政于1939年3月发行香港中华二版孙中山像邮票以来，便陆续有念圆邮票发行。直至1946年4月10日发行普41·3 伦敦三版孙中山像邮票为止，中华邮政先后在七年的时间里，共发行“念”圆邮票 16 枚；发行纪念邮票中的“念”圆邮票3枚；发行印花税票中的“念”圆税票3枚，总共发行22枚“念”圆邮票或税票。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念圆”邮票，在邮票史上可以算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也是异常突出的面值状况，然而遗憾的也许是人们认为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许它（念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或作用而被人们所忽略，视而不见。
在印刷“念圆”面值邮票期间或之后，中华邮政和解放区都曾陆续发行了许多加盖邮票，在加盖邮票中也有加盖面值为“念圆”的邮票。当然其加盖的“念圆”邮票非发行邮票，这种加盖邮票中的念圆邮票也约有三十种。
除了中华邮政，在全国解放前夕的1949年4月，解放区的中原邮政管理局，发行了一套J·ZN—3 第一版毛泽东像邮票，其中也有中州币蓝色“念”圆邮票1枚。
虽然在民国期间所发行的邮票有用“念圆” 来替代大写“贰拾圆”的异常现象，但是，这个“念”圆在历来的集邮界里似乎被忽略了，以致在前几年的邮票市场上几个业余邮商，分别在他们的店里将自己普通的“念圆”邮票当作大变体（自以为奇货可居），说什么“贰拾”被错印成“念”了，从而将一枚普通念圆邮票标价每枚1800元。还有标价2400元或者更多。不过这也难怪，我曾翻阅过一些早期的邮刊、邮文，甚至是研究民国邮票的专著，其中既不曾提到“念圆”的来龙去脉，也没有在谈论念圆邮票的时候提到“念圆”二字，而是在谈到念圆邮票时仍然表达为二十元或20元。完全视而不见念圆邮票上“念”字的存在，以致让一些人误以为贰拾圆被印成了“念圆”是一个大变体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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