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中国历史处于巨大变动时期，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并进入战略反攻。5月，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社论《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号召人民为中国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这里边包括思想的准备、政治的准备、军事的准备、文化的准备，其中也包括财政经济方面的准备，即：要求财政经济工作必须为支援大反攻做好充分的物资准备工作。
1947年10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在离西柏坡一里地的夹峪村一家农民小院里正式成立。南汉宸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筹备处的中心工作就是：为建立全解放区统一的银行和发行统一的货币作准备。
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成立以后，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包括解放区经济工作的总结研究、解放区经济工作政策、发行基金的筹集以及人民币票版的设计与印刷。其实早在当年秋天，中央批准《华北财办组织章程》之后，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工作便已经开始进入酝酿之中，之后，随着筹备工作的顺利进展，人民币设计工作便也马不停蹄地进行起来。
当时，全国主要有四大解放区：东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西北解放区和华东解放区。四大解放区都有自己的印钞企业，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各解放区内的印钞企业都承担着完成本解放区货币的印制生产任务。
四大解放区中，应该说，东北解放区解放最早，实力最雄厚，印钞技术条件也最强，具备了凹印的生产能力，而其他各解放区基本上属于胶印生产，大多数还停留在石印生产的阶段。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发展，新解放的区域逐渐增多，钞票需求量也逐渐加大，这些压力和矛盾都集中在了各个解放区现有的印钞企业当中，而其设备、技术等方面的能力又相对落后，这样从质量上、数量上就很难满足人民币生产的需要。因此，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中央并没有把华北、华东、西北解放区的印钞企业作为生产印制人民币的主力企业，而是将目光放在了当时技术条件相对较好的东北解放区的印钞企业，希望从那里解决这个问题，保证人民币的质量要求和数量供应。
而当时的战争形势也要求我们把设计的重心集中在东北，一方面，当时中央为保证刘邓大军南线在中原出征的需要，加紧组织中洲农民银行票的印制，力求尽早成立中洲农民银行，发行货币，支援战争。另一方面，华北印钞厂也在根据指示集中力量赶印中洲农民银行票，再加上华北本省也存在着发行钞票的需要，在印制能力上，也很难再抽出更多力量承印人民币任务。
同时，经过前期考察，中央也认为，目前，只有东北的印钞能力和印钞技术能够适应人民币的生产需要，因此，董必武在考虑筹备人民银行的过程中，提出了请东北局协助代印大面额人民币的主张。征得中央同意以后，董必武迅速指示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打电报给中共中央东北局，请其协助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代为印制一批人民币。并明确：（1）银行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2）规定了票面额、规格、数量等。票面大小：长135MM，宽70MM；票面额为500元和1000元两种，500元印6000令，1000元印4000令；总计印制一万令纸的人民币。同时提出：票版请代制花纹和颜色，尽可能繁杂些。
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接到电报以后，表示将全力支持。他们认为：党中央把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最大面额的钞票设计印制任务交给东北局完成，这是党中央对东北局印制职工的高度信任，是东北局印制职工的光荣和骄傲，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们表示一定要高质量地完成此项工作。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经过认真分析，反复思考，决定将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设在北满佳木斯的东北银行办理，具体由东北银行佳木斯工业处印刷厂承印。任务下达以后，东北银行佳木斯工业处印刷厂上上下下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新版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工作之中，同时，准备好机器设备和油墨、纸张等。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计划：东北条件好，“小面额票币继续在华北印刷”，而“大面额票币，即500元和1000元两种”交给东北印刷。
为了落实东北代印钞票一事，194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托赴东北交流华北财政经济工作经验的中央财政经济部吕克白同志代为了解印制情况，并商定稳妥运到华北的路线。经商议确定，印好的钞票，由东北局派专人负责送到胶东，在由胶东送到华北。为了防止意外，还商定，印刷完成后的钞票上不加印图章和号码。
1948年4月20日开始，由东北银行工业处佳木斯印刷厂生产，采用胶印机印刷，1950年3月结束生产，属人民币中最早投产的品种，在票幅尺寸和字体设计等方面和统一以后的均有不同。
1948年6月6日，在《中央财政经济部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目前工作纲要》第三部分中曾这样记述：“三、计划与进行印制新票币。1、新票币数量与面额的印制计划。2、完成券运输与保管。3、印制力的调查与票纸的筹备问题。4、统一印刷的准备工作。现在，正在东北印制一万令纸的新票币，预计七月底可以完成总额为2240亿，面额为500元、1000元两种。准备在华北继续印制小额新票币（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只印100元券，20令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有相当数量终能发行。”
以上记述说明，中央在印制新版人民币上，是把主要精力和希望寄托在了技术力量雄厚、技术水平先进的东北印钞企业上了，这也是从保证新版人民币的质量上进行考虑的，是完全正确的。
按照中外一般都将开国领袖像印在中央银行票子上的惯例，华北财办在考虑票面主景内容时，也计划在人民银行新币票面上印上毛主席像。除了请晋察冀边区印刷局设计带有毛主席像的票版外，还在12月20日致东北局托其代购钞纸一万令并蒙其代为印制的电报中特别强调：票面上印毛主席像。至于在票面上印毛主席那张画像、是否要求和晋察冀印刷局设计的毛主席画像保持一致，目前不得而知，也没有这方面的档案记载。
可是，当毛主席在了解到华北财办计划在人民币上印他的像时，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令中央立即回电给董必武。他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再说吧。
董必武接到回电以后，迅速把南汉宸找来商议。董必武对南汉宸说：我们在票版上印上毛主席像，中央来电了，毛主席不同意印他的像，你先看看电报，咱们再商议。南汉宸看完电报，说：中央的指示，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但票子的图案如何设计，我们还需要再研究。董必武肯定地说：是的，中央的指示我们是一定要坚决执行的，票版图案设计如何办呢？毛主席像不能用，我在想，是否改用解放区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的图景呢？南汉宸想了一下说：我看可以，目前也只能如此了。董必武说：好吧，票版设计图案咱们就这样定下来了。谈话结束以后，董必武把原印有毛主席像的票版草样（示意版样）和他应南汉宸之请写的“中国人民银行”题字一并交给了南汉宸。
就这样，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东北局也迅速对新版人民币重新调整了设计思路，设计出了一套反映边区农业生产内容的主景图案为“双马拉犁”的面值1000元的钞票。
1948年年中，中央发电报指示东北局，500元券停印。
东北银行印制的1000元券，长15厘米，宽6厘米，正面深紫色，底纹浅蓝灰色，正上方有“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左边为“双马拉犁”图案，右边有“壹仟圆”三字，四角各有“壹仟”两字，“壹仟圆”三字下边左右两侧，有“总经理章”和“副经理章”，右上方有三位罗马字组成的冠字，左上方为号码，底边中央有“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印”九字。背面，浅棕色，中央有天坛图案。左右两边，各有“壹仟圆”三字，底边中央有阿拉伯1000字样。
由于当时所处战争环境，华北与东北间的交通很困难，因此，请东北代印的人民币票版主要由东北设计。从票币的格局来看，东北银行设计的票版（1948年）与管内印刷局设计的票版有较大的差异。主要区别是：
（一）票面的长宽比例不同。关内设计的约为2：1，东北银行设计的约为2：0.8。给人的直观印象是票面呈扁长形状。
（二）字体不同。关内设计的票面文字，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壹仟圆”等字，均由董必武书写，字体秀丽大方，而东北银行设计的票面文字则不是董老所书。这主要是因为晋察冀与东北之间路途遥远中间又隔着敌占区致使董老所书无法及时送达指定地点所致。
（三）关内设计的票币背面正上方均有“中国人民银行”字样，以区别于“法币”采用的英文字母，而东北银行设计的票面背面没有“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
（四）关内票券所用纸质较杂，同一版票币前后所用也参差不一，东北银行票券纸质较好且有菱花水印，系佳木斯纸厂生产。可以说，人民币的钞纸水印便开始于此。当然，真正由我国自己独立自主设计印制成功的水印纸还是在建国以后的五十年代末期。
（五）关内各版罗马冠字均在左上方，号码在右上方，东北银行票券的冠字和号码位置有意颠倒，即冠字在右，号码在左。
全国解放以后，中国人民银行东北区行造币厂于1949年11月奉命生产了另一种不同规格尺寸（135mm×70mm）、不同主景图案（正面为运煤、耕田图，灰蓝、紫红色，背面主景为轮船和花符，紫灰色，全胶品，年号为1949）的面额同样是1000元的人民币，其中，“甲种币”自1949年11月开始生产，至1950年5月结束生产。“乙种币”自1949年11月开始生产，比“甲种币”稍晚结束生产，所有规格尺寸、主景图案均与“甲种币”相同。不过，这些“乙种币”是在印刷完成以后，再运至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直属厂加印完成的，数量为4000令纸。
有一种说法，认为委托东北局代印的这套面值1000元的人民币之所以最终没有赶上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时与世人见面，主要是因为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当时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日期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一个月，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这套钞票的迟发是有着深刻的战争原因的，如前所述，因为东北距离石家庄较远，中间又隔着敌占区，交通极为不便，通讯极为不畅，还有被截扣的危险，因此，当时计划是：钞票印制出来以后，先不打号码和加印图章，待送至石家庄以后再做这些工作，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由此也带来了种种影响，不同程度上阻碍了按期发行的计划。换句话说，这套钞票的迟发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提前成立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据史料记载，1948年11月，赴东北负责办理印制新版人民币的同志，曾带着印好的人民币冒着艰险回到了华北。但运回的新人民币按照事先规定都是没有裁开的大张，而且只有每一大张的号码，没有每一小张票面的号码。这种安排如前所述主要是考虑到防卫安全的需要。因为如果在东北印刷结束以后，就把钞票做成成品，那么，中途一旦发生闪失和意外，会给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纯是经济上的，更包括在政治上。所以新人民币在运回华北以后，在华北印制厂又进行了一番加工，再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部门的检查、验收，最终才完成了钞票的印制任务。而经过这样一番周折，新人民币1000元不能按照预定期限完成到达目的地的任务也就可以理解了。据史料记载，当时，接到中央指示，提前筹备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事宜时，确实曾经考虑过发行1000元大面额钞票。在1948年11月20日南汉宸向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秦炎（后来成为1949年1月31日军事接管中央印制厂北平厂的主要负责人）、石雷（后来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科长、第一张人民币的收藏者）传达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精神时，曾经商议过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当天发行钞票的问题。按照计划，希望在成立当天发行大面额钞票，这样更能体现出人民政权的影响和力量。但经过分析，当时华北银行库存只有50元、20元、10元的小面额钞票，原计划的100元钞票，版已作好，但是还没有印制出来。委托东北代印的大面额1000元钞票，如果赶上成立当天的发行当然最好，但中央已经催电询问何时交货，可到目前为止东北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而且，即使今天交来了，还要经过加印号码、盖章、检查、封包等工序，也已无法赶上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发行钞票。因此，只能忍痛放弃，就地取材，发行50元、20元、10元三种面额的钞票了。
事实正是如此，由东北局代印的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券，在印制完成后，由印刷厂出发，直接奔向大连，再经过山东烟台，辗转反复，通过华北才运到石家庄。而这时，已经是1949年的2月初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石雷接收后，随即迅速交给设在石家庄的中国人民银行直属印刷厂厂长孟冠洲，由该厂负责加印图章、号码，再交给银行，按照计划发行。
确实可惜的是，这几批钞票最终没有能赶上第一套人民币第一批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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