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版五元券正面
1956年版五元券正面
1955年3月1日，第二套人民币公开发行，其中的五元券（主景为民族大团结，正面酱紫色、背面橙黄色）是由苏联帮助中国代印的。但是，就在这套人民币五元券公开发行不到一年时间，中国人民银行便于1956年1月提出，要重新设计、印制一套五元券（过渡版）。
关于为什么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重新设计印制一套五元券（过渡版），原因十分复杂。我们先来澄清一个说法。
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甚至包括一些权威部门，认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了我们不得不根据形势的需要放弃五元券的生产，改而设计印制一套新的五元券人民币（这里边的时间顺序十分关键和重要）。持这种观点的人的依据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掌握着我们的钞票原版，他们大量的制造伪钞，投放到我国境内，扰乱、破坏我们的金融市场。为了制止这种趋势的蔓延，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中央下决心停止生产由苏联代印的当时市场上最大面额的五元券（当时第二套人民币十元券还没有面世），改而设计新的人民币五元券（过渡版）。
其实，这种说法不合乎历史的真实情况，换句话说，这种说法是不靠谱的。因为众所周知，中苏关系破裂，主要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后才逐渐发展形成的，即便是在双方关系紧张、微妙的五十年代中期，也不表明中苏关系就是破裂了，我们的合作还依然在继续。如果说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我们重新设计印制了新版五元券（过渡版），那一定应该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后的事了，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苏联从中国大规模地撤走了他们的专家团队，极大地冲击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们早在1956年1月就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重新设计、印制新版五元券（过渡版）的计划。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在1956年5月5日、14日、22日利用三个半天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党组会议，专门讨论了所属印制管理局上报的“印制局关于货币生产中几个原则和远景问题的决定”，讨论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在一份文件中明确提出：“五元券可以少发（或不发行，即不再向市场投放新的），等我们自己能印时再来扩大。理由是：节省外汇。新币已和群众见面，现在发行的实际比例和计划相反，今后，三、五元券控制不发。”这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银行从1956年初就已经决定不续印、发行三、五元券了。所谓“等我们自己能印时再来扩大”这句话明显地暗含着我们目前正在酝酿进行着的新版五元券（过渡版）的设计工作。显然，持中苏关系破裂说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那么，真实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又决定重新设计印制一套新版五元券（过渡版）呢？
经过仔细查阅历史资料、综合分析之后我们认为，重新设计印制新版五元券（过渡版）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不满意苏联代印的五元券的防伪技术，认为运用于钞票中的防伪手段并没有真正达到我们的防伪技术要求，同时，就当时情况而言，我们已经在很短时间内初步具备了掌握先进的防伪技术的能力。
这些从我们掌握的历史资料中就很容易感觉和判断到——从请苏联代引人民币的大量历史资料中，我们查到了这样一些细节：
细节一：请苏联代印的一百元、五十元、十元，原设计中有类似浮雕的地方，但是，苏联方面制作出来的却是用作暗花的印样让我们看（他们解释，想用暗花来代替浮雕），当时，我们坚持要求苏联方面仍采用类似浮雕的花纹，他们面露难色，说采用这样的技术还需要有关部门研究以后才能够答复我们。后来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还是用了这样的技术。
细节二：1952年4月17日，在我方代表团贺晓初等人在苏联莫斯科与苏联财政部官员谈判代印人民币事宜期间，苏联方面拿出了五元券正背面原版印样，令我方异常吃惊。整个制作水平十分低劣，远远逊于中方的印样，我方当即提出修改意见。9月4日，苏联方面拿出修改后的五元券版样。9月17日，周恩来总理看完第二版样后，再次提出意见：应该和他们（苏联）的5元券、10元券卢布（的水平）一样。言外之意现在的水平远不能满足我们的技术要求。9月22日，张闻天大使会见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张大使申明来意，此次系受总理委托而来。由于中国近年来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及今后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不久将实行货币改革，由于今后新的人民币的比值，一元将值旧人民币一万元，约等于卢布一个半，故提高新币质量，防止伪造，极为重要。特别由于我国东南边疆、台湾的蒋匪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苏联技术及印制条件都比我们高明，我们要求使用于卢布上的奇异技术用于我们新币上。之后，又经过数次反复，五元券印样才最终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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