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三月，福建省城福州爆发了一场来势汹汹的金融风潮。当时福州府的百姓全城罢市，冲击闽浙总督衙门，殴打退休尚书，请求罢用铁钱，平抑市面物价，一时震动全国，此事件甚至被收录于《清文宗实录》。引起这场金融风潮的“罪魁祸首”竟是原本不起眼的铁钱，故而史称“铁钱风潮”或“铁钱事件”。
咸丰年间，太平军兴，列强入侵，内忧外患，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相当困难。为缓解财政危机，弥补亏空，清政府下令全国各地行钞票、铸大钱以应急。当时清政府铸钱铜源主要来自云南。但因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为战争所阻隔，滇铜外运受阻，铜料来源不畅，造成铸钱用铜紧张。清政府除四处搜罗铜料以铸钱外，还开铸铁钱以解燃眉之急。彼时福建局势异常动荡，太平军进入福建，福建当地的小刀会、大刀会、江湖会、红枪会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福建当局财政支绌，调兵筹饷非常艰难。为此，在清廷正式开铸咸丰大钱前，咸丰三年（1853年）初福建巡抚王懿德即上奏清廷，请求添设炉座鼓铸大钱，以解燃眉之急，当即获得咸丰皇帝批准。清代设于福州的铸钱机构——福建宝福铸钱局迅速铸造咸丰大钱，投放市场流通。福建宝福局铸造的咸丰大钱有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四种面值，采用紫铜为币材，铸造精美，钱体厚重，故投入市场流通后受到民众欢迎，物价趋于稳定，社会趋于平静。但令福建当局始料不及的是，当时市场还大量流通使用掺杂铅沙的减重铜钱及他省粗制滥造的咸丰大钱，而福建宝福局铸造的咸丰大钱成色、重量远较上述减重铜钱及粗制滥造的咸丰大钱为佳，在“劣币驱逐良币”这一货币流通规律的作用下，福建宝福局铸造的咸丰大钱大量为民间藏匿，市面通货不足，出现了严重的钱荒。
为缓解钱荒，咸丰四年（1854年）底福建巡抚吕佺孙急奏清廷，称“闽省钱局，鼓铸乏铜”，请求“筹议改铸铁钱，以充民用”。 次年正月获清廷批准。于是宝福局开设四炉鼓铸铁钱，以应急需。宝福局所铸咸丰铁钱，面文“咸丰通宝”四字，背满文“宝福”字样（如图），只有小平钱一种，但版式繁多，有大样、小样、宽郭、窄郭、大字、小字等10余种版别。直径在23至28毫米之间，原规定每枚重一钱六分，但实测重量并不一致，大体在3至5克之间。
铁钱乃低值劣质铸币。铁钱的大量铸造，必然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致使铜钱几乎绝迹。铁钱充斥市面，造成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高昂。杭州人林真咸丰五年（1855年）正好游宦福州，在其所著《苦海新读》中记其见闻曰：“余于咸丰五年游闽，其时福建已用铁钱。余初到时，行囊中尚剩铜钱数百文，偶用以买物，市中见者皆为惊异，且称可惜，以数倍之物相付，盖市中绝无一铜钱见面也。其时，斗米价一千五百文，他物称是，民不聊生。” 当时民间开始拒用铁钱，“官局所铸铁钱，与乞丐弗受，掷道旁无人拾”。至咸丰七年（1857年）八月，除省城福州尚勉强流通外，福建各府州县早已不用铁钱。铁钱不断贬值，物价继续飞涨。道咸间福州著名诗人谢章铤曾作《惜奴娇•鲥鱼》词一首，在词首自注云：“闽中近行铁钱，物力极昂，鲥鱼斤值数千文。” 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小说翻译家林纾一家也深受铁钱之害，因行用铁钱而致倾家荡产。林纾在作《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中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林纾的父亲林国铨曾以铜钱一千五百缗在福州城内三坊七巷的玉尺山典赁下一座房屋居住，但房屋的典券上只书钱的数额而未注明是铜钱还是铁钱。1856年，林国铨到建宁贩盐，不幸触礁船破，在拿出所有的钱赔偿后，只好远走台湾谋生去了。当时福州已通行铁钱，而铁钱一千只可抵铜钱一百。正当林家陷入极端困窘之境，“有陈莲峰者，以孝廉武断乡曲，操券提铁钱一千五百缗赎吾屋，实则值钱百有五十。时闽俗厚礼重科名，陈莲峰至吾家，飞掷杯碗，摧折几案，隳突咆哮如悍吏”。林纾的祖母陈太孺人忍受不下这种欺侮，曾出面质问：“先生科名中人，异日即为他省之官吏。狱贵察情，宁不知铁钱千仅抵铜钱百耶？老妇辛苦哺儿，幸儿能典屋以安老妇，今先生必欲覆吾巢，何也？”然而，这位陈姓孝廉，这位所谓的“科名中人”，居然蛮不讲理地硬逼着林纾的祖母交出典券，以原典价的十分之一强行赎回了房屋。林纾一家可谓“哑巴吃黄连”，被逼得倾家荡产，被陈孝廉赶出三坊七巷后只得卜借福州城外嘉崇里的横山泗洲巷居住。
福建铸行铁钱导致钱贱粮贵，物价飞涨，穷黎无以糊口，怨声载道，终于在咸丰八年（1858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铁钱风潮。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中，福州城外南台民众千百成群，为首者鸣锣集众，集议入城，全城罢市。民众气势汹汹地蜂拥至福建巡抚、闽浙总督衙门请愿，要求罢用铁钱，平抑物价。时任闽浙总督王懿德惊惶失措，避而不见。民众群情更加激愤，拆坏督署辕门大门、二门，拥入大堂。总督王懿德翻墙躲入马厩。群众寻总督不得，遂迁怒建议行用大钱、铁钱的致仕尚书廖鸿荃，直奔庙巷（今妙巷）廖府问罪。当搜抄廖府查出囤积的铜钱一千余贯时，愤极的民众将廖家捣毁，并痛殴廖鸿荃致重伤。紧急关头，闽省诸官员匆忙请福州将军东纯出面调停。东纯字紫来，杭州旗人。其虽系旗人，但为人慈祥敦厚，且平日亦反对行用铁钱，因而在群众中尚有一定威信。东纯来到督署当即向群众保证两件事，一是从次日起行用铜钱作价交易；二是百姓随时可以10：1的比率拿铁钱向官府兑换铜钱。一场来势汹汹的金融风潮总算平息下来。
但民间拒用铁钱，宝福局咸丰铁钱从此大量积压。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宝福局仓库已积存无法行用的铁钱12万串。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天津防务吃紧，朝廷向各地征集捐输军款粮饷。闽浙总督王懿德与福建巡抚庆端认为废物有了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以捐输军饷为名，建议将宝福局积压铁钱充饷运赴天津一带行使。在清廷未批准前，即擅自委派调防天津的水师战船四艘，匀搭袋运铁钱六万串，解赴天津行使，其余六万串另雇商船运天津。然而当这批铁钱运抵之时，天津一带民间也已不行用铁钱，因此运到的宝福局铁钱只能作为废铁堆放仓库无人问津。20世纪80年代以来，天津地区多次出土数量惊人的宝福局咸丰铁钱，总数多达数十吨，为这批铁钱的下落提供了有力证据。
粤ICP备171023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