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聊斋】枪炮声中，神州各地上演金融“暗战”——海外金融历史专家聚谈抗战时期中国金融与对外贸易（上）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陈培卿
柯博文 金志焕 久保亨
《银行博物》：
都说“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经济。”这也是日军侵华的一个重要原因。受到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大致情况？
柯博文（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东亚史教授 ）：1930年代中期，日本进攻中国以前的上海是中国国内和国际贸易、银行业和工业制造业的主要中心城市。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又是中国海岸线的中点，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使她成为贸易中心。大型国际银行将上海作为他们的基地，大多中国近代银行把总行设在公共租界，或是在其中设分行。大约有一半的近代工业化制造业以上海为中心。
1937年8月13日，日本入侵中国，上海淞沪抗战爆发，这标志着上海贸易中心地位的衰落。尽管上海的外国租界免于毁坏，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却被摧毁。此外，上海失去了她的重要财富——她之于外界的连接性。尽管外国船只仍然不断驶入港口，长江的贸易却被战争和日本的侵略政策打断了。铁路系统也因为战争而被破坏。但是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上海的租界以“孤岛”的形式存在，出乎人意料的，银行业和贸易完好保存了下来。不过，受到战争影响，私人银行业还是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在1932年的中国，56%的银行总储蓄掌握在私人银行手中，到了194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2%，同时中央银行控制着71%的份额。
1932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同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左）与“满洲国”
国务总理郑孝胥（右）签订《日满议定书》，
中国东北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久保亨（日本信川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不止上海，1930年代的中国经济，在日军大举侵华的背景下，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同时受到大萧条与九一八事迹的影响，华北等地的济经也发生了巨变。就金融地域结构而言，被称为“北四行”的华北系银行将业务中心移至上海是重要的变化之一。1932年末至1933年，日本跨越长城展开军事行动之后，在1935年春季签订何梅协定所示的军事压力的背景下，积极地向华北展开经济活动。这是由于一些势力重视确保华北的炭、铁矿石、盐、棉花等，以作为支撑军事力与经济力的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进一步萧条，中国的棉纺织厂经营状况恶化，一家接一家被日资收购，这使得以北四行为首的中国方面愈发警觉。北四行联合其他实力雄厚的企业及专家，在北平设立河北经济协会，以调查研讨河北经济事业之发展，协助国内外资金之运用。就华北经济的发展问题，日方与中方有着微妙的差异。
金志焕（韩国仁川大学中国学术院教授）：九一八事变是为了应对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波及和英联邦关税壁垒等，日本设计“日满鲜经济圈”政策的第一步。日本将中国东北地区作为所谓“生命线”一样的非常重要的市场，主要是因为关税被设定为中国外债的担保，与列强的损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日本对中国的关注和利害，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大萧条之后被迅速加强的。九一八事迹爆发的第二年1月，日本外务省与海军省、陆军省共同制定了“处理中国问题的方针纲要”，并决定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新的统一政权——伪满洲国。
对日本来说，九一八事变所拥有的经济意义是想从东北市场的垄断和战时经济中找到被深化在大萧条中的经济危机突破口。一次大战后，日本加大了对东北地区的贸易量，将东北海关从中国大际分享出来，编入伪满洲国的海关行政，从而加大东北地区的日本进出口贸易。
《银行博物》：
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关系是不是也有着密切的关联？
四行储蓄会大楼
久保亨：1930年是中国金融构造发生巨变的时期，除了北四行将营业基础转向南方的变化，另一方面 ，日本也进一步策动侵略华北。1935年10月，作为国民党政权与北四行的共同应对策略组建访日视察团。
1935年，由吴鼎昌任团长的15名中国经济界重要人士访问日本，与以横浜正金银行头取儿玉谦次为首的日本经济界重要人物数次会谈。1937年3月，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的13名日本经济界重要人物访华（加上在当地参加的3人，总计16人），与中国政界、经济界重要人物进行会谈。可是随着1935年至36年冀东走私贸易扩大，对经济与财政造成重大影响，中国加强了对日本的抗议。再加上1936年5月驻华日军之增加，1935年末成立兴中公司之活动、在蒙古东部试图建立作为日本军傀儡的政权但遭失败的绥远事件等影响，中方对日方侵略华北的批判更加激烈。而另一方面，由于币制改革及其后的景气恢复、国际上对中国援助的增加等，中方加深了对国力的自信，日本的相对重要性日趋低下。这样一来，只要日本不从根本上改变对华北的政策，就很难扩大日中经济提携，日中关系的调整陷入了僵局。
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
柯博文：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国民政府最主要的外国同盟是美国，只有华盛顿通过物资和承诺来维持中国币制的稳定。但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些政策却疏远了美国政府中那些熟悉中国情况的官员。其中最严重的失误就是重庆政府坚持法币的不切实际的高汇率。尽管国内法币的购买力急剧下降，重庆政府还是试图维持名义汇率。这项政策不仅导致中美之间关系紧张，也让美国领导人对提供额外的财政援助以支持法币保持警惕。在此之后，美国和英国政府支持他们的公民到黑市交易，孔祥熙作出了让步，给外交官们50%的补贴，但仍远低于黑市价格。“占外国人便宜”疏远了那些曾愿意帮助中国的外国人。财政部长摩根索就是一位在珍珠港事变发生前支持中国，此时却渐行渐远的美国官员。日本投降后，美国的注意力放在了欧洲和被占领的日本，对于支撑国民政府摇摇欲坠的货币制度，逐渐失去了兴趣。
《银行博物》：
如此看来，当时国民政府的立场对金融的影响还是至关重要的。
柯博文：美国财政部对重庆政府操纵黄金买卖是非常不满的。这些黄金是美国支援给中国的，本来是为了支持法币，减轻通货膨胀。但是中国政府坚持“以低得荒唐的价格出售黄金”，政府拒绝调整黄金的官方价格，黑市价格却持续高涨，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使得美国财政部确信，给中国的援助并未被妥善使用。
1945年8月，战争突然结束，而重庆政府在经济和货币方面却没有做好向稳定和平时期过渡的准备。重庆的政策离间了她和美国主要财政官员的关系，而后者本可以为中国提供切实的帮助。
【金史聊斋】覆巢之下，安有金融“赢家”——海外金融历史专家聚谈抗战时期中国金融与对外贸易（下）
《银行博物》：
在面对战争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恶化，当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又面临怎么一种境况呢？
旧上海码头
金志焕（韩国仁川大学中国学术院教授）：日本在东北地区要贯彻自己的垄断性损益的核心内容就是强调原料的进口问题。这也可从“所必需的原料供应领先日本的制造工业，需要把满蒙作为日本商品的消费市场”的日本关东厅的认识中得知。东北地区的贸易情况看，1934年，进口是5亿9300万元，出口是4亿4800万元。贸易伙伴上看，日本占了压倒性的比重，来自日本的进口占了整个进口的68.8%，出口相当于整个出口的48.6%。从伪满洲国整个贸易量上看，来自中国的进口减少部分都是因被来自日本的进口代替了。
柯博文（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东亚史教授 ）：在最初的四年半战争里，上海作为贸易、金融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是下降的。但真正的崩溃是在1941年12月7日、8日，大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很快占领了租界区，法币被请出了上海，当地居民必须以2：1的比例把法币换成汪精卫政府的伪币。同盟国贸易也停止了。在太平洋战争最初的胜利后，日本很快就遭遇了几次严重的逆转，同盟国重创了日本的商船，造成了日本巨大的能源和物资的短缺。日本的失败影响了上海和沦陷区的中国。因为能量短缺，运输业也步履蹒跚。1943年，上海的商业用电只有战前的40%，到了1944年更是降到了20%。公共运输在战争结束前在实质上已经停滞了。即使是水的供应也只有战前的30%。
不过，与之反差的是上海租界区。虽然长江上的商业轮船被日本封闭了好几个月，挂着外国国旗的船只却能继续驶向香港、南洋以及其它地方。中国东南海岸的许多港口被日本占领了好几个月，所以差不多近十家外国轮船公司的80余艘商船堆叠在像温州这样从上海到浙江之间的口岸，同时还停留在福建和广东的口岸。大多数贸易发生在上海和非沦陷区之间。
《银行博物》：
如此严重的金融侵略和贸易衰退，当时我们的政府及金融机构是如何应对的呢？
金志焕：首先我们要知道，关税在国家财政中占很重要的比重，是体现国家财政及产业政策的核心经济政策在伪满洲国的财政编成中，关税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当时，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各海关的关税，基本上是被存到中国银行，再由中国银行将其汇到上海的总税务司。伪满洲国财政总长要求将中国银行保管的关税全部移交到东三省官银号。国民政府判断伪满洲国将中国银行的关税移交到东三省官银号的指示是受日本唆使，向日本传递了抗议书。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表示，日本干预东北海关、盐税，并终止大连海关进口的汇款，公然违反国际协定，其打算破坏中国海关制度的意图不仅会给内外债担保带来很大的打击，也会给中国财政带来重大损失。随后宋子文就东北关税问题召集立法院及司法院官员，决定对运到大连的货物采取在发货地先收取税金的手段，征收双重、三重的税，给伪满洲国贸易进行打击。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兼任诚孚信托公司董事长
久保亨（日本信川大学人文学部教授）：面对日本侵略华北的动向，包括北四行在内的中国经济界并没有放弃，例如金城银行致力于华北的改良事业，组织农家合作社，推动棉花生产资金贷款与共同销售原棉，取得了较大的成果。陷入经营危机的天津中国资本的纺织工厂，其中北洋与恒源两个工厂也由金城银行与中南银行为核心组建的诚孚信托公司进行企业重组。此外，中国银行为了扶植华北棉业振兴，对山西省榆次的晋华纺织开展了全面性支援。
其实，当时中日两国对经济的发展还是持积极态度的。组成中国经济访日视察团和日本对华经济使节团，就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经济界的合作。设于上海的中日贸易协会和设于东京的日华贸易协会，形式上是两个团体，但实质上是一个团体，希望培育成一个有助于两国友好的机构。
柯博文：对于纺织产业的复兴，国民政府确实相当重视。1945年，宋子文设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它来源于从日本人没收来的作坊。它在上海、天津、青岛甚至东北地区经营纺织品，是当时纺织工业中的重要企业，而政府则向该类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和原材料。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及其它两个中央银行控制的纺织公司，掌握着40%的棉花分配额，并且不需要通过任何特殊的信贷购买这些棉花。日本投降后，实际上中国的工业至1946年仍未恢复，政府的外汇汇率政策妨碍了经济的复苏，虽然如此，大量涌入的外国棉花还是有助于中国纺织业的复兴。
《银行博物》：
随着战争的结束，中国的经济状况是否快速好转？
久保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就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事宜发生了巨大转变。中方经济人物之一的吴鼎昌在战时转任贵州省主席，为构建抵御日本侵略的战时经济而尽力。留在上海的周作民则避免与日本合作，为战后的复兴做着准备。而另一方面，就任振兴株式会社总裁，协合日本统治占领区的儿玉谦次在战败后的回想中写下了心中的失落。“为使日中两国的经济友谊恢复常轨。以鄙人微薄力量多年苦心经营，但都化为徒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柯博文：在抗日战争中期以及战争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政府。面对战争中严重的赤字，国民党政府只用增发法币来解决，导致了商业价格的螺旋式上升。
战争结束后，人们希望政府能够稳定货币、恢复经济，多数上海商业团体也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希望上海能够重新获得在中国金融、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在刚开始的几周，这似乎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许多在战时囤积货物的人开始抛售库存，从而推动市场价格的下降。但随后通货膨胀开始报复性反弹。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致使国民政府军队始终处于积极备战状态，造成赤字的最重要原因依旧存在。随后，国民党政府一系列糟糕的政策及其执行削弱了对沦陷区的接管，而政府提出的法币兑美元不切实际的汇率政策，也使得国民党政府同美国财政部之间渐行渐远。战争的胜利没有为中国的财政带来希望，而是加速了旧问题的爆发，事情陷入了恶性循环并脱离了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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